万历二十九年（公元1601年），兵科给事中田大益在奏章中指责万历“驱率狼虎，飞而食人，使天下之人，剥肤而吸髓，重足而累息，以致天灾地坼，山崩川竭”，基本等于在直说皇上您就是个禽兽大头目，率领手下一群小禽兽到处荼毒百姓祸害天下。据说万历见了之后大怒，但依然将此份奏章留中不发，既不处罚也不辩论，就是不搭理。
骂到这种程度皇上依然还是不见声响，这也确实让大臣们都无可奈何了。
那位田大益见皇上不理自己，于是在万历三十二年（公元1604年），又上了一道奏章，这次他骂得更凶了，这份骂皇帝的奏章，倒真是很值得装裱一番，挂上墙供后人观摩，其文曰：

陛下专志财利，自私藏外，绝不措意。中外群工，因而泄泄。君臣上下，曾无一念及民。……臣观十余年来，乱政亟行，不可枚举，……陛下中岁以来，所以掩聪明之质，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，止为家计耳。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。如夏桀陨于瑶台，商纣焚于宝玉，幽、厉启戎于荣夷，桓、灵绝统于私鬻，德宗召难于琼林，道君兆祸于花石。覆辙相仍，昭然可鉴。陛下迩来乱政，不减六代之季。

田大益先前骂万历率禽兽飞而食人，剥肤吸髓，后来干脆说他君臣上下无一念及民，甘心堕落大兴贪愚暴乱之行，其乱政的能耐即使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夏桀、商纣、东汉桓、灵等六个朝代的那几位亡国暴君、昏君相比，也毫不逊色。
这种对皇帝肆无忌惮的骂法，通常只有在敌对双方的言词交锋中见到。譬如讨伐檄文，又或者是一位忠臣义士对敌方君主的破口大骂，可身为一个在朝大臣对本朝皇帝做如此骂，而且骂了之后还没什么后果的，并且还不是一个两个的个案，还是大规模的普遍现象，我想这在中国历史上可算绝无仅有的了。
果然，这位对皇帝破口大骂的田大益，不但没有因此获罪，后来甚至还因做官的资历长，论资排辈地升任了太常少卿，最后安然卒于任上。当然，我们基本可以肯定这不是出自万历之手，而应该归功于明内阁的“票拟”制度。
田大益大骂皇上而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甚至丢脑袋的原因，据《明史》说是因“帝倦勤，上章者虽千万言，大率屏置勿阅故也。”（9）对此种说法，余以为颇可存疑。
盖因此前田大益说万历“驱率狼虎，飞而食人”的那份奏章，《明史》中可是明明白白白说万历见到了的，并且还因此大怒，可他怒归怒，却也没什么动作，这份奏章只被留中不发而已。至于田大益的后一道奏章，倒有可能万历没有见到，因为万历的态度于史无载，不好乱说。即使是这样，这位田大益的免祸，也就似乎不能说全因万历不看奏章之故了。
认真说起来，万历皇帝真是个好脾气皇帝，在他手里，很少有大臣因为骂他被处罚的，除了一开始的那几位外，到中后期基本没人因这个被处罚，这点，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一下。不过他这种好脾气，其副作用相当地出人意料，因为这使得相当部分官员，把骂皇帝视为博取社会和政治名望的捷径，这大约也是他始料不及的。甚至到了后来，这种风气愈演愈烈，张萱在《西园闻见录》中记载当时礼部尚书于慎行的话，对此种骂皇帝现象的评论就非常一针见血：

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，不恤生死，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。一遭斥谪，意气扬扬，目上趾高，傲视一世，正所谓意气有加也。

确实，当时的士大夫以骂皇帝为荣，一旦被处罚就可以博得盛名，以至于飞横跋扈，对皇帝的辱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这种病态的心理和病态政治，也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。
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万历是名臣张居正一手调教出来出来的高足，他并不愚蠢，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尤其清醒。《汤显祖诗文集》的《论辅臣科臣疏》中，就有记载万历指责大臣时说道：

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，市恩取誉。辄屡借风闻之语，讪上要直，鬻货欺君，嗜利不轨，汝等何独无言，好生可恶，且汝等不闻“宫中府中事皆一体”之语乎？何每每搜扬君过，沽名速迁为？

据此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，其实万历对官员们这种沽名钓誉把戏心里明白得很，而当时的礼部尚书于慎行，也一样清楚万历为什么要将相当部分奏折留中不发，在他《谷山笔麈》的《臣品》一卷中，就有这么一段记载：

今上在御日久，习知人情，每见台谏条陈，即曰：“此套子也。”即有直言激切，指斥乘舆，有时全不动怒，曰：“此不过欲沽名尔，若重处之，适以成其名。”卷而封之。

现在，我们可以知道田大益为什么把万历骂了个狗血喷头却平安无事了。
他便是万历心目中“欲沽名尔，若重处之，适以成其名”的那一类，所以，你老兄的骂帖，我给你来个“卷而封之”，不让你得逞，左右你骂我也不能让我少几两肉，由得你去。
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虽然万历以其好脾气好涵养不回应臣子们的骂架，可却无法让他臣子们不继续骂他，而这些官杀又是杀不得的，所以我想换了是我，哪怕火冒三丈，最后大约也只能和万历一样无可奈何，来个“卷而封之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