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的力量
左轻侯

　　“天佑中华”是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个词，在网络和平面媒体中频频出现，很多人把它设成了msn签名档。这个词简洁而庄严，带有某种宗教色彩的情感，令人动容。但是，并不合适。因为这次地震，实实在在是“天祸中华”。老天爷，或者上帝，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。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的死亡，最终都要算到它的帐上——如果它存在的话。
　　大的天灾过后，往往会出现信仰危机。印尼海啸，人命如草芥，不分种族、国籍、肤色、信仰，通通被海浪吞没，绝无偏袒。有些虔诚的基督教徒因此对上帝产生了怀疑。往远里说，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流行的时候，也出现过同样的怀疑。但是这次地震，却没有出现类似的危机，那是因为，灾难并没有破坏信仰，反而使人们有机会发现了信仰。
　　与地震造成的巨大灾难相比，同样让人震撼的是，中国人民在这次灾难中的表现。从在废墟下苦苦坚持顽强求生的灾民，到全国各地潮水般奔赴灾区的志愿者，从在危急时刻用身体保护学生的老师，到舍生忘死开路救人的军队战士，从竭尽所能慷慨解囊的募捐者，到迅速反应全体动员的政府，这一切完全违反了很多人平时对当代中国社会冷漠、虚伪、精神空虚、道德沦丧的印象。人们禁不住会要思考，支持着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精神？是什么赋予中国人如此巨大的力量？
　　首先能得出的结论是，中国人绝不是没有信仰的。没有信仰，没有精神支柱的人群，不可能有这样伟大的表现。那么这种信仰是什么？
　　它肯定不是任何一种宗教。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是宗教徒，至少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徒。在这次事件中，当然也会有人出于宗教的动机而行动，但绝不会是主流。
　　它也不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。为政治信仰献身的热情，和普通民众疏远已久。在这次救灾行动中，政治因素固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但远远无法解释所有的行为。
　　有人认为答案是民族主义。的确，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国遭大难，摧肝沥胆，万众齐心，睡狮将醒。当天安门广场上自发聚集的人们齐声高呼，警报长鸣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纯粹的民族主义，从来不能成为一种完整的信仰：它既不能够为个人提供终极问题的答案，也不能够作为一个民族的长期发展的可靠的精神基石。
　　如果能够询问那些在废墟中挣扎求生的灾民，在山路上艰难开辟的士兵，是什么支持着你们？也许他们无法清楚地表达他们的思想，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出答案。灾民会说，我要活下去，我要照顾父母，我要保护儿女。士兵会说：山里面有人遭灾，我要救他们出来。这就是全部的理由。换言之，情感与道德，本身就是支持一切的理由。
　　这些理由虽然非常普通，非常世俗，却涉及到问题的本质：那就是被人认为我们早已遗失，被另外一些人认为从未存在过的，中国人的信仰，中国人的精神力量——对人类理性的信赖。
　　在传统上，中国人是彻底的理性主义者。我们并不追求超验的拯救，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浅薄。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情感与道德，本身就提供了最终极的目的性。我们热爱生命，我们热爱家人和朋友，我们不但希望自己，也希望别人能够好好的生活。这种热爱是如此强烈，以至于普遍人都愿意为它付出生命。我们相信我们拥有力量，而我们也的确拥有力量。
　　在关于古代神话的研究中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几乎所有的民族，都有远古大洪水的传说。洪水毁灭了世界，只有一小部分人，得到神的眷顾，在洪水中幸存下来，成为人类的始祖。只有中国的传说与众不同。洪水“浩浩滔天”的时候，中国人没有依靠上帝的恩赐，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。大禹治水，父死子继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“手不爪，胫不毛”，千辛万苦，硬是治服了洪水，重建了家园。不理解这个神话的内涵，就不会理解中国人的精神。
　　许多年来，中国一直被人指责缺乏宗教情感。据认为，因为不信仰宗教，所以中国人没有道德底线，没有终极关怀，没有对抗苦难的精神力量，不能达到高层次的精神境界，等等。还有人忧心如焚地从西方引进宗教，试图拯救中国人于沉沦。这些人不会理解，人类的崇高品质和情感，并不需要也从来没有和宗教绑定到一起。理性主义者的情感，只会比宗教徒更加伟大。这次灾难中的种种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。
　　事实上，这种信仰并非中国人所独有。从思想史上看，西方世界在现代性革命以后，“在最深的层次中已经失去上帝”。康德将人类的理性提高到最后主宰的地位，这和中国的传统不谋而合。在后现代的世界，基于理性的信仰比基督教更具有普世的价值，“无目的的目的性”比超验的拯救更值得信赖，人世间的幸福比天国更值得期待。
　　钟叔河写过一本书：《中国本身拥有力量》。与物质的力量相比，更值得注意的是精神的力量。中华文明本身拥有的精神力量，绝不逊色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文明。即使经历了百年风雨的洗礼，经历了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和来自内部的质疑和否定，经历了一代人的嘲弄和消解，它的内核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，仍然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。在这次浩劫面前，千百万中国人自发地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，表现出来的善良、勇气和尊严，与日月争辉，绝不逊色于任何一种宗教情感。
　　李泽厚说：“……因为无人格神的设定信仰，人必须在自己的旅途中去建立皈依、信仰，去设定‘天行健’，并总是‘知其不可而为之’，没有任何外在的拯救、希冀和依托，因此其内心之悲苦艰辛、经营惨淡、精神负担便更沉重于具有人格神格局的文化。……世俗中有高远，平凡中见伟大，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。”
　　这就是中国的力量。它既是传统的，也是现代的，既是东方的，也是西方的，既是民族的，也是世界的。它是大禹治水，是精卫填海，是愚公移山，是“要获得人类的幸福，全靠我们自己”。